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扬之水

这首词的特点就在于它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物我关系，它既不属于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又不属于“有我之境”，如果一定要用“无我”、“有我”之类的字眼来概括，我们只能说它既无我，又有我——说它无我，是因为那个以抒情主人公面貌出现的词人自我在词中完全消失了；说它有我，是因为所咏之梅并不是单纯之梅，而是梅之中有人，所咏的对象与歌咏的词人似乎完全融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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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影》所寓的兴亡之悲即这里所说的“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姜夔以一介布衣之身，自然不可能像辛弃疾那样在词中高亢激烈地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但他在词中同样也流露出忧国之情，只是多发为含蓄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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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为什么竟然认识不到中国诗学传统中“比兴”这种“本”的地位和意义呢?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王国维缺乏对中国古典诗学的了解，而是由于他过于盲目地信任和追随叔本华，因而严重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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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王国维理解的“比兴”，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叔本华的“托喻”的一种翻译，他提出的“境界”，其理论实质也是对以叔本华“直观说”为核心的若干西方理论的移植。因而王国维在“境界”与“兴趣”、“神韵”之间规定的“本”、“末”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西方诗学观念为“本”，而以中国古代诗学观念为“末”。中西诗歌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传统，在历史上从未存在，也不应当存在这种“本末”关系，它仅仅是王国维自己的一种话语建构。然而近百年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把它当成一种真理性的认识予以认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思想来源缺乏了解的缘故，在其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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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观念之所以能够掩盖自己的人为性，而装扮成一种对“自然”的真实再现，是由西欧近代特定的社会力量促成的，这些力量帮助它“在理性、科学和客观的旗帜下征服了它所再现的世界”。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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