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诗歌体貌述论

扬之水

如果用悲愤可以概括沉郁顿挫风格的话，那杜甫的悲愤偏于悲悯，而刘基的悲愤则偏于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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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沉郁来源于他情感的复杂矛盾，来源于他欲仕不能、欲罢不忍的徘徊犹豫，来源于他爱恨交加、愁肠百转的心绪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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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说，它的题旨较为模糊，很难找到其具体所指，并且已不再就具体事件与社会伦理着眼，常常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思考与咏叹。从写作角度说，它很少显示出技巧的痕迹，而纯任思想情感自然流出。从体貌上说，它更接近汉魏五言古体的浑朴高妙的境界，而较少后来的秾丽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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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的情况与阮籍大致相类，他身处明初的复杂环境中，既难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又常常有祸患加身的忧虑，进则陷于政治倾轧之漩涡，退而有违朱元璋之圣意，故而心中颇多郁闷感慨，由于不易明言，也就只能借诗以咏怀了。刘基的《旅兴》诗不是刻意的诗艺追求，而是心绪的自然流露，也就有了浑朴自然的风格特征了。这是一种于平淡中寄深邃的五古体貌，既不同于长篇五古的叙事真切，也不同于元末五古沉郁顿挫的深沉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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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古与歌行在诗体上的突出之处便是对险怪奇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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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深”的确很抓住了刘基诗作的典型特征，正由于苍凉深沉的格调，才会构成其如黄河、太华之高阔的境界。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刘基“皆非以诗为诗者”的体认，因为这不仅决定了他对诗歌的认识与诗歌创作的特质，也是区别于其他诗人与诗歌流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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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刘基的诗作并不能全部概括进“士君子言志之诗”的范围内，这已见于上边的论述之中；其次是刘基能够“跨宋、元上”的判断，也只能视为是潘氏的兴头话而不能当作准确的评语，因为且不说苏轼，如何安排陆游、元好问恐怕都将成为问题；其三是关于高启与刘基的地位高低问题，当然可以有见仁见智的差异，但大多数人也只是论其差异而不论其高低。如果一定要论高下，恐怕赞成高启为明诗第一的人要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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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人之诗”与“士君子言志之诗”的概括，不仅抓住了高启与刘基二人的最大区别，同时也是元明之际吴中诗派与浙东诗派的根本区别。正是由于刘基的诗是“士君子言志之诗”，所以他才会论诗讲兴观群怨的怨刺功能，作诗才会关注现实民生，抒写慷慨不平，从而形成其雄浑博大的沉郁顿挫格调。高启是诗人之诗，他要表现的是超然之性与自适之情，并因而形成其飘逸清新的自由挥洒格调。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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