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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无争斋日志
时俊静带过曲成因初探 (2015-09-21 17:19:46)
摘 要: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带过曲的本质为小令联唱,在元曲的传播中形成,不必有赖套数摆渡才得以出现。在今日所见文人带过曲、套数曲组背后有一个民间用曲唱曲的广大试验场,这才是带过曲诞生的源头所在。当然,在带过曲体式诞生之后,将套数中使用成熟的曲组摘取出来用作带过曲曲牌,是问题的另一层面。套数曲组是汇入带过曲的流,而非带过曲诞生的源。
关键词:带过曲;成因;小令联唱;传播;民间
作者简介:杨栋,男,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时俊静,女,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从事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曲起源考古研究”,项目编号:07BZW040;河北师范大学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带过曲研究”,项目编号:W2009Q04
中图分类号:I207.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 2011) 06-0098-06收稿日期:2011-07-14
带过曲一般是由两支或三支(明康海【四块玉过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为四支连用,但为个例)不同曲调所构成的一种小型组曲,是小令的一种特殊体式。它与重头小令相较,更强调整一性,首尾一韵到底,文意一脉贯通:但与套数相比,曲牌之间的联系则较为松散,在传世曲选和出土文献中都可看到一首带过曲的两支曲牌拆分开来或只取一半的传播现象。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带过曲研究的学术价值。而目前,带过曲在散曲体式研究中最为薄弱。本文试图通过新材料的发现,从传播的角度对带过曲成因作出新的解释。
一、带过曲成因诸说辨析
关于带过曲的成因,目前学界主要有一下三种观点:
1.“临笔续拈”说。此种观点由任二北先生在《散曲之研究》中提出,认为带过曲初生于曲家写作之中,“即作者填一调毕,意犹未尽,再续拈一他调,而此两调之间,音律又适能衔接也。倘两调尤嫌不足,则可以三之;但到三调为止,不能再增,再欲有增,则进而改作套曲可也”①。这一观点影响甚大,为人辗转相引。如罗锦堂《论带过曲与集曲》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及众多辞书都采纳了任说。
2.“摘调”说。孙玄龄《元散曲的音乐》针对任说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带过曲是将套数中具有固定衔接关系的曲组摘取出来而成,我们称其为“摘调”说。汪志勇《元散曲中的带过曲研究》一文对这一观点有进一步的阐发。[1]赵义山《元散曲概论(修订本)》、李希凡主编《中华艺术通史》(元代卷)等均赞成此说。
3.“套数过渡”说。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不同意“摘调”说,认为带过曲是“较缠达、缠令更为‘原始’的‘异调衔接’方式在北曲中的遗留”。带过曲产生在套数成立之前,“从‘一曲带尾’到异曲‘带过’,由异曲带过生发、扩大为缠令、缠达之‘赚’,再进一步完善为北套——这一过程便构成了一部从孕育、发生到形成的完整历史”[2](P61)。我们将其概括为“套数过渡”说。
“临笔续拈”说虽然曾经为曲学界普遍接受,但漏洞也是很明显的:一是作家创作时往往先有通盘考虑,成竹在胸,才会下笔。填一调毕,又续增一曲的临时拼凑几率不大。二是从现存元曲乐谱来看,带过曲在音乐上仍是单只曲牌的连接,并不像文字内容那样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出土文献和俗曲选本中甚至可以看到某些带过曲又被拆分成两首传播的情况。近年在冀南发现的磁州窑器物上的曲子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河北磁县观台窑出土的一只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有“元至正十一年”题款,因提供了确切年代信息,弥足珍贵。此枕三面书写曲文。一面书【快活三朝天子】“肉肥甘酒韵美”一支,为曾瑞所作带过曲,元人曲选《乐府群珠》收,题名《自误》。值得注意的是,瓷枕原文中两曲牌之间并无“带”、“过”、“兼”等字样。一面也为一首【快活三过朝天子】,瓷枕原文将“决活三”、“朝天子”分书快于曲文首尾。此曲《全元散曲》未收,应为佚曲。牌调的分书可见出曲牌间关系的松散。更具典型意义的是此枕第三面所书“老孤,面糊”一曲,原文无牌调,实为曾瑞带过曲【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之一的【朝天子】部分。一首完整的带过曲可以截取一半传播,可见“意犹未尽”、“续添”的问题并不存在。
“套数过渡”说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反驳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止于逻辑推理,而缺乏文献佐证:二是既然“套数过渡”只是在套数成立之前的试验,那么为何“在金诸官调中已有较成熟的套数了,却不见一首带过曲”[3](P96),“带过曲的大量出现,是在元贞、大德之后”[3](P97),而不在前期。这两点的确抓住了此说的软肋。虽如此,这一观点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摘调”说目前受到的质疑似乎最少.所以是我们辨驳的重点。为以下论述方便,我们先对元人带过曲曲牌与套数曲组作一比较。
本表第一大类A小类(8种)无疑是“摘调”说的核心证据。但此类只占元代带过曲种类(共26种)的三分之一,即使加上“摘调”说勉强能解释的第一大类中的B小类(6种),也只占带过曲种类的一半二并且单就第一类而言,也只能证明带过曲曲牌与套数曲组具有同构性,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带过曲摘自套数中的固定组合:带过曲入套成同定组合。双方的概率各为百分之五十,径自解释为摘调证据不足。的难题却很多:
第一,上表中的第二类(5种),尤其是第三类(7种)该如何解释?那些不见于套数组合的带过曲曲牌从何而来?它们进行组合的试验场在哪里?
第二,既然成为带过曲的关键是具有稳定的衔接关系,那么为何具有超稳定衔接关系的套数首曲与第二支曲,如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双调【新水令】【驻马听】等却未进入带过曲的行列?在套数中,某一曲牌既然有许多不同的连接可能,为什么只选择了一种作为带过曲使用呢?我们可以【快活三带过朝天子】为例作一个统计。在现存使用【快活三】的53种元杂剧中’【快活三】后连【鲍老儿】共23例,与【朝天子】相连的共24例,其他6例。【快活三】与[鲍老儿】,【快活三】与【朝天子】相衔接的概率不相上下,但为何偏偏选择【快活三过朝天子】做带过曲,而不是取【快活三过鲍老儿】或两者都进入带过曲?带过曲对套数曲组进行遴选的试验场义在哪里?
第三,现存最早的一首带过曲是杜仁杰的【雁儿落带得胜令】《美色》此曲见于元人曲选《太平乐府》,应该十分可靠、杜仁杰为元曲的第一代作家,关汉卿、白朴的父师辈。在杜仁杰之前【雁儿落】有商道【双调·新水令】“彩云声断紫鸾箫”散套用例,但其后连接的曲牌是【挂玉钩】而非【得胜令】。剧套和散套中【雁儿落】一【得胜令】的连接方式首见于第二代曲家关汉卿杂剧和姚燧散套,远晚于杜杰带过曲。对此,“摘调”说义该作何解呢?
以上这些疑问归结到一点就是:带过曲并非源白套数中的曲牌组合,而另有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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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1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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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1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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