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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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惠洪借鉴儒家“君子多识前言往行”的说法，为自己撰写僧史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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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之所以致力于僧史的编写，目的正在于将“前言”与“往行”结合起来，为后学树立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均可仿效的完整“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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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作《僧宝传》的另一个目的是，试图通过所载“祖师之微言，宗师之规范”，来救治北宋中叶以来“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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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借鉴并改造《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观念，认为参禅学佛的合理顺序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施”，即由博返约，由厚返薄，只有具备博大深厚的学养的人才谈得上体悟简约无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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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这两句话的意思，佛教文献中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把“日益”之学看作佛教徒应摒弃的“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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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把“日益”之学看作可与“日损”之道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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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始终坚持“博观而约取”的原则，从不设字的禁区。在他看来，“日益”与“日损”是求两个阶段，增进知识是求道必不可少的过程，在“益”的基础上才有“损”的可能，否则未尝学识，本来就茫然无知，又哪里来“损”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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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所倡“日益”之“学”，不仅包括禅宗相对容忍的祖录、高僧传记，也包括禅宗相对排斥的佛教经知见识解，甚至还包括佛教禅宗极度鄙视的“情之语”。而这种观念对于推动禅林文学的发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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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注经论的目的，乃是以融通宗教为出发点，通过对佛经的解释，“发明自心”，最终为禅者提供“了知自心”、“化令成佛”的门径。这一点应该说和禅学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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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录》就是在“有德者必有言”的观念指导下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