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朗：张籍闲居诗的成熟

扬之水

张籍将前期实际生活中形成的闲居诗手法，与生活自身切割开来并加以审美化，而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给确立了下来。而从张籍那里继承了这种形式并将其留传给晚唐时代的人，则应是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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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闲适”是“闲”与“适”的一个复合概念，而“闲”指从公务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而“适”指心身都很舒适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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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白居易的“闲适”被认为是一种对《孟子》的“兼济、独善”中所谓独善的一种文学实践。即将“兼济、独善”置换了白居易文学活动上的“讽喻、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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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应物这里，出仕为官的顺境与逆境都作为自己的外部问题而后退到次要的定位上。
出仕为官与辞官是人生中一对不允许共存的对立关系，被迫要进行二选一的决断。
对后期韦应物（滁州刺史以后）来说，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对立已后退了，他追求一种在做官的同时而采取幽居之实（保全了天性）的“吏隐”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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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关系是一个在士人内心身处的尖锐对立的关系。韦应物将出仕为官视为一种损害人性而应该回避的状态，即使以失去富贵（官俸与尊位）为代价，他也是期望辞了官职去幽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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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韦应物而言，出仕为官与辞官幽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在个人生活中无法使其双方优势共存的互相排他的关系。如果要想取得幽居的自由，就只能斩断对官场富贵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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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他在出仕为官或辞官之间、在以富贵损害本性或以幽居保全本性之间二选一的对抗相争中分别选取了后者，因此他的初期幽居诗可谓是一个令人发狂般决断的产物；而相较于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不得不说白居易的闲适诗其个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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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闲居”用作肯定意义的，应是到了后汉末年隐遁之风受到了尊重之后。然而在当时，放弃官场富贵，反而去承受贫贱，即闲居是通过以上述“痛苦辛酸的决心”为代价换取而来的，即使在后汉末年，所谓这样的原则仍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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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的闲居诗，是孤立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这个大谱系之外的。张籍所拥有的是，过着像“居陋巷、箪瓢食”那样的贫穷生活；而且不折不扣地被置身于因病而不仅无法升迁并且到最后连出仕为官也都不得不放弃的境遇之中。